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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澧先生在南方周末的专栏：http://woodlee.z.infzm.com/

吴先生的文章深入浅出，篇篇精彩之极，学养深厚，引人思考。

关键的关键，吴先生始终不遗余力的引导我们独立思考的方法，习惯。

所以，千万别被表面上看来曲高和寡的内容所吓跑，我相信每个人读了之后都会有大大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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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去了趟Darwin，现在才把照片放上来，都是我老娘拍的

　　　　李银河所译约翰盖格农《性社会学》第十七章“性环境”，集中叙述了美国对含有性内容的作品审查制度的变迁，因而成为全书最有神彩的一章。美国在两次大战前对“色情作品”的审查是最严的，受到打击的决不止是真正的色情作品。就以作家为例，不但海明威、雷马克有作品被禁，连最为“道学”的列夫托尔斯泰也上了禁书榜。在本世纪二十年代，美国的禁书榜上不但包括了乔依斯的《尤利西斯》，劳伦斯的《恋爱中的女人》等等，拉伯莱斯的《阿拉伯之夜》和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也只能出节本。事有凑巧，我手上正好有一本国内出版的《西线无战事》，也是节本，而且节得上气不接下气。这种相似之处，我相信不仅仅是有趣而已。以前我们谈到国内对书刊、影视某些内容过于敏感时，总是归因亏中外国情不同，让会制度不同，假如拿美国的三十年代和现在中国做个对比，就很容易发现新的线索。 
　　　　自一次大战后，美国对色情作品的检查呈稳步L升之势。一方面对性作品拼命压制，一方面严肃文学中性主题不断涌现，结果是从联邦到州、市政府开出了长得吓人的禁书书单。遭难的不只是上述作家，连圣经和莎翁的戏剧也只能通过节本和青少年见面。圣经抽掉了《雅歌》，莎翁抽掉了所谓猥亵的内容，结果是孩子们简直就看不明白。当然，受到限制的不仅是书刊，电影也没有逃出审查之网。在电影里禁止表现娼妓，长时间的作爱，禁止出现裸体、毒品、混血儿（！！）、性病、生育和嘲笑神职人员的镜头。 
　　　　当时严格的检查制度有其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一切对性的公开正面（非谴责性）的讨论都会导致性活动的泛滥，因为性知识是性行为的前兆。这就是说，性冲动是强大的，一受刺激就会自动表达出来。与此相辅相成的是另一个理论：性是危险的，人是薄弱的，必须控制性来保护人。这种观点和时下主张对文学作品严加控制的观点甚是相似。在我们国家里，现在正有人认为青少年的性犯罪和书籍、录相带有关系；还有一些家长反映孩子看了与性有关的书刊，影响了学习。因此主张对有性内容的书刊、录相严加限制。 
　　　　但是在我看来，像这样的观点因为是缺少科学训练的人提出的，多少总有点混乱不清的地方。比方说二十年代美国这种理论。在科学上我们只能承认它是一种假设，必须经过验证才能成立；而且它又是一种最糟不过的假设，定义不清，以致无法设计一种检验方法。我在报刊上看到一些统计数字，指出有多少性犯罪的青少年看过“不良”书刊或者黄色录相带，但是这样立论是错误的。 
　　　　实际上有效的立论应是指出有多少看过“不良”书刊的青少年犯了罪。在概率论上这是两个不同的反验概率，没有确定的关系，也不能够互相替代。至于家长说孩子看了与性有关的书刊，影响了学习，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因果模型？？看某些书刊——影响学习。 
　　　　有经验的社会学家都会同意，建立一个可靠的因果模型是非常困难的。就以前述家长的抱怨为例，首先你要证明，你的孩子是先看了某些书刊，而后学习成绩才下降的：其次你要证明没有一个因素既影响到孩子看某种书，也影响到孩子的学习，我知道有一个因素要影响到这两件事，就是孩子的性成熟。故而上述家长的抱怨不能成立。现在的孩子营养好，性成熟早，对性知识的需求比他们的父母要早。据我所知，这是造成普遍忧虑的一个原因。假如家长只给他们馒头和咸菜吃，倒可以解决问题（使其性成熟期晚些到来）。以上论述要说明的是，关于色情作品对青少年的腐蚀作用，公众从常识的观点得出的结论和专家能做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倘非如此，专家就不成其为专家。 
　　　　当然，人们给所谓色情作品定下的罪名不仅是腐蚀青少年，而且是腐蚀社会。在这方面书中有一个例子，就是六十年代的丹麦试验，1967年，丹麦开放了色情文学（真正的色情文学）作品，1969年开放了色情照片，规定色情作品可以生产，并出售给十六岁以上的公民。这项试验有了两项重要结果：其一是，丹麦人只是在初开禁时买了一些色情品，后来就不买或是很少买，以致在开禁几年后，所有的色情商店从哥本哈根居民区绝迹，目前只在两个小小的地区还在营业，而且只靠旅游者生存。本书作者对此的结论是：“人有多种兴趣，性只是其中的一种，色情品又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侧面。几乎没有人会把性当做自己的主要生活兴趣，把色情品当作自己的主要生活兴趣的人就更少见.丹麦试验的第二个重大发现是色情业的开放对某些类型的犯罪有重大影响。猥亵儿童发案率下降了百分之八十，露阴癖也有大幅度下降。暴力污辱罪（强奸，狠亵）也减少了。其它犯罪数没有改变。这个例子说明色情作品的开放会减少而不是增加性犯罪，笔者引述这个例子，并不是主张什么，只是说明有此一事实而已。 
　　　　美国对色情作品的审查浪潮在二次大战后忽然退潮了，本书作者的观点是：这和美国从一个保守的、乡村为主的、单一清教国家，转变成了多元的国家有关。前者是反移民、反黑人、***、排外的，社会掌握在道德警察千里；后来变成了一个都市化、工业化的社会，那种严格检查的背景就不存在了。这种说明对我们甚有意义，我们国家也是一个以乡村为主的国家。至于清教传统，我们没有过。清教徒认为人本性是恶的，必须加以限制。我们国家传统哲学认为人性本善，但是一到了“慕少艾”的年龄，他就不再是好东西了。所以对于青春期以后的人，两边的看法是完全一样的。本书作者给出了一个美国色憎开放程度的时间表，在此列出，以备参考：早于四十年代：任何女性的裸体或能引起这类联想的东西，包括掀起的衣裙、乳头的暗示，都属禁止；四十年代：色情杂志上出现裸女背影；五十年代：乳房的侧影；，六十年代：出现乳头；《花花公子》杂志上出现女性阴部；七十年代：男性主殖器出现在《维瓦》和《花花女郎》杂志上，女性的阴唇出现在《阁楼》和《花花公子》杂志上，每当杂志走得更远时，审查员就大声疾呼，灾难就要降临；但是后来也没闹什么灾。所以这些人就落入了喊“狼来了”那个孩子的窘境。 
　　　　《性社会学》这本书里把对影视出版的审查，看作一种性环境。 
　　　　这种审查的主要目标是色情作品，所以含有性内容的严肃作品在这里只是被“捎带”的，所谓严肃作品，在我看来应该是虽然写到了性，但不以写性为目的的作品。这其中包括了以艺术上完美为目标的文学、影视作品，社会学、人类学的专业书，医学心理学的一部分书。据我所知，这类作品有时会遇到些麻烦。从某种意义上讲，严肃的作家、影视从业人员也可以算做专家，从专家的角度来看审查制度，应该得到什么样的结论呢？ 
　　　　改革开放之初，聂华苓、安格尔夫妇到中国来，访问了我国一批老一代作家。安格尔在会见时间：你们中国的作品里，怎么没有写性呢？性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事呀。我国一位年长的作家答道：我们中国人对此不感兴趣！这当然是骗洋鬼子的话，实际情况远非如此，但是洋鬼子不吃骗，又问道：你们中国有好多小孩子，这是怎么一回事？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这些孩子不是你捏着鼻子，忍着恶心造出来的罢。当然，我们可以回答：我们就是像吃苦药那样做这件事！但是这样说话就等于承认我们都是伪君子。 
　　　　事实上性在中国人生活里也是很重要的事，我们享受性生活的态度和外国人没有什么不同。在这个方面没必要装神弄鬼。既然它重要，自然就要讨论。严肃的文学不能回避它，社会学和人类学要研究它，艺术电影要表现它；这是为了科学和艺术的缘故，然而社会要在这方面限制它，于是，问题就不再是性环境，而是知识环境的问题了。 
　　　　《性社会学》这本书描述了二十年代美国是怎样判决淫秽书的：起诉人从大部头书里摘出一段来，念给陪审员听，然后对他们说：难道你希望你们的孩子读这样的书吗？结果海明威。劳伦斯、乔伊斯就这样被禁掉了。我不知道我们国家里现在有没有像海明威那样伟大的作家，但我知道假如有的话，他一定为难以发表作品而苦恼。海明威能写出让起诉人满意的书吗？不能。 
　　　　我本人就是个作者。任何作者的书出版以后，会卖给谁他是不能够控制的。假如一位严肃作家写了性，尽管其本心不是煽情、媚俗，而是追求表达生活的真谛，也不能防止这书到了某个男孩子手里，起到手淫前性唤起的作用。故此社会对作家的判决是：因为有这样的男孩子存在，所以你的书不能出。这不是太冤了吗？但我以为这样的事还不算冤，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比他还要冤。事实上社会要求每个严肃作者、专业作者把自己的读者想象成十六岁的男孩子，而且这些男孩似乎还是不求上进、随时要学坏的那一种。 
　　　　我本人又是个读者，年登不惑，需要看专业书，并且喜欢看严肃的文学书，但是市面上只有六十二个故事的《十日谈》，节本《金瓶梅》，和被宰得七零八落的雷马克；还有一些性心理学性社会学的书，不客气地说，出得完全是乌七八糟。前些日子买了一本福科的《性史》，根本看不懂，现在正想办法找英文本来看。这种情形对我是一种极大的损害，在此我毫不谦虚地说，我是个高层次的读者，可是书刊检查却拿我当十六岁的孩子看待。 
　　　　这种事情背后隐含着一个逻辑，就是我们国家的出版事业必须就低不就高，一本书能不能出，并不取决于它将有众多的有艺术鉴赏力或者有专业知识的读者，这本书应该对他们有益；而是取决于社会上存在着一些没有鉴赏力或没有专业知识的读者，这本书不能对他们有害。对我来说，书刊审查不是个性环境，而是个知识环境，对其他知识分子也是这样的，这一点是《性社会学》上没有提到的，二三十年代，有头脑的美国人，如海明威等，全在欧洲呆着，后来希特勒把知识分子又都撵回到美国去，所以美国才有了科学发达、人文荟萃的时代。假如希特勒不在欧洲烧书、杀犹大人，我敢说现在美国和欧洲相比，依然是个土得掉渣的国家，我不敢说国内人材凋零是书刊检查之故，但是美国如果现在出了希特勒，我们国内的人材一定会多起来。 
　　　　假如说市场上有我需要的书，可能会不利于某些顽劣少年的成长的话，有利于少年成长的书也不适合于我们。 

　　        尽管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多得难以胜数，但是在清楚看到一个人实际上是怎样的，一定会令许多人毛骨悚然、惊恐不已。啊，一些道德的恶魔，不仅为他们的亲信构筑起一座座护耻遮羞的高墙深垒，而且还高高举起一道道帷幕来掩藏他们的虚假、欺诈、伪善、佞妄、愚蠢和诡计，真是恶欲横流、世风日下！世上的真诚真是微乎其微，甚至到处都可以目睹到，在一切道德的虚假掩饰的背后，即在私下里最为隐秘的幽暗处，往往是邪恶大行其道，耀武扬威！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如此之多的好人往往只有四只脚的朋友，因为你可以料想到，倘若没有狗类——唯有它们那最为诚实的面孔才会使你不生任何猜疑之心，你又如何能从人类那难以禁绝的虚伪、谎言和邪恶中得到丝毫的依赖呢？ 
　　 
　　 
　　 　   我们所谓的文明世界又何尝不是一个大的假面舞会呢？你在哪里都会遇见骑士、神父、士兵、律师、牧师、博学之人或哲学家们，可是我根本就不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东西！他们从来就不是他们所自称的，作为一种角色，他们仅仅是面具，在面具的背后，你只会发现一副唯利是图的商人嘴脸。我认为，一个人选择戴上法律的面具，用它来假扮成一个律师，其真正的目的只是为了向另一个人狠狠地敲上一记竹杠；为了同样的目的，第二个人选择了爱国主义的面具，打着公众福利的幌子而到处招摇撞骗，而第三个人则戴上了虔诚的宗教学说信仰者的假面具。为了各种各样的目的，还有一些人经常戴上睿智，甚至博爱的假面具，除此以外，我就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面具更能吸引这些人了。这就如同女人总有一样小小的嗜好，作为一种通例，人们也总是精心把自己装扮成高尚、朴实、爱家和谦恭的样子。这样一来，只剩下一些司空见惯的面孔，他们毫无个性，就像一堆一推俱倒的多米诺骨牌一样。这类人处处可见，所谓的正直、礼貌、富有同情心、亲密无间的友谊，只不过是他们赖以遮羞的假面具。正如我言，所有这些假面具纯粹是作为一种通例，以便掩饰其工业、商业或投机业的真实目的。在这个方面，唯独只有单纯的商人才构成一个最为诚实的阶层，他们是什么人，就老老实实承认自己是什么人。由于他们工作之时根本就不需要戴任何假面具，结果，人们就称他们是卑贱的阶层。 
　　 
　　　　非常必要的是，一个人应当尽早地被告知生活的真谛，即人生只是一场化装舞会，通过它，人才能发现自我。否则的话，生活中发生的许多事情，你既不能理解它们，但又不得不容忍它们，甚至你会对它们完全迷惑不解。诚如朱文诺尔所言，巨人的心脏只不过是用稍好一点的黏土做成的。这就如同从卑鄙无耻中可以获取教益一样，而漠视了这一真谛，纵使最罕见、最伟大的天才，也要被那些鸡鸣狗盗的同行们玩弄于股掌之上。仇视真理和伟大的力量，学者们对自己专业领域的一无所知，如此等等。这就导致了如下的事实，真品往往遭到冷遇，华而不实、徒有其表的假货则总是大受欢迎。因而，应当及早地让那些年幼无知的青年人懂得，在这场人生的化装舞会上，红艳艳的苹果是蜡制的，水灵灵的鲜花是丝织的，活蹦乱跳的鱼是纸糊的，所有的东西——对，所有的东西——只是可怜的玩偶和无聊的琐事。剩下来只有两个人，看上去好像是在真诚地献身于事业，一个人正在兜售假货，另一个人正在支付给他假币。 
　　 
　　　　就我们本性中漫无节制的利己主义而言，在每个人的胸膛里或多或少地总是积淀着一些仇视、愤恨、嫉妒、怨仇、恶意的因素，它们累积起来如同毒蛇牙齿中的毒液，时刻等待喷射的机会，一旦机会来临就会像脱去缧绁的恶魔一样闹得昏天黑地、电闪雷鸣。如果一个人缺乏较大的机会将这些东西宣泄出来，那么他就会借助于自己的想象，最终将这些极为微小的毒瘤，幻想膨胀为硕大无比的怪物。因为，不论机会是多么的微小，它足以唤醒他心中的愤懑。由此，他将会尽其所能、为所欲为地将这种愤懑宣泄出来。正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见到的那样，即众所周知，这样一种爆发往往是在“以某事为契机而宣泄自己胸中的怨恨”的名义下进行的。在日常生活中还可以观察到另外一种情形，即假如这种宣泄丝毫没有遇到阻滞，那么宣泄的主体在今后的日子里感觉就好多了。甚至亚里士多德也曾说过这样的名言：“愤懑并非不带有某种快感。”亚里士多德还引证了荷马的一段话，即荷马宣称，愤懑比蜜还甜。由此看来，不仅是愤懑，仇恨也是如此，因为仇恨支撑着愤懑，这就如同一个患有严重疾病的慢性病人，纵情沉溺于一种巨大的欢悦之中： 
　　 
　　　　现在，仇恨更是一种绵绵无绝的愉悦之情， 
　　 
　　　　人们往往钟情于匆忙，而憎恶悠闲。 
　　 
　　　　戈比涅在其作品《论人类》中把人称做“格外凶恶的动物”。人们对此深感不安，因为他们觉得击中了自己的要害。但是，戈比涅无疑是正确的，人的确只是一种动物，它只会给他人带来痛苦，并仅仅是为制造痛苦而制造痛苦，根本没有其他的目的。而其他动物则不是这样，除非是为了填饱自己的肚子或处于争斗厮杀之中，否则不这样做。或许人们会反驳说，老虎杀死的动物多于它吃下的，但它咬死它的捕获物只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倘若它吃不下它的捕获物，那么唯一的解释就只能是诚如一句法国成语所说，“眼大肚皮小”。没有一种动物为了取乐的单纯目的而折磨另一种动物，但人却是如此，正是这一点构成了人的品性中极为残忍的特色，而人的品性的此种恶劣程度远胜于纯粹的野兽。 
　　 
　　　　这说明每个人的心中都隐藏着一头野兽，这头野兽时时伺机去狂吠乱咬，本能上它有着折磨虐杀其他动物的冲动，如果其他动物挡它的道，它就会冲上去杀死它们，也正是这一原因构成了一切争斗和战争的内在渊薮。要想驯服这头野兽，或在一定程度上把它拴在心中，也只有知识，即这头野兽的看护者，才能胜任这一工作。倘若高兴，人们可以称它为人性的根本恶，这一名词至少有助于作出一种解释。然而，我却把它称为生存意志，正是由于生存的永无止境的煎熬，使得它愈来愈倍感痛苦，于是，它为减缓自己的痛苦就寻求给其他人制造痛苦。正是通过这种途径，人逐步培育出自己内心中真正的残忍和恶毒。按照康德的观点，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观察到，事物唯有通过扩张与收缩两种力量的对抗才能存在，所以，人类对社会唯有借助于仇恨（或愤懑）与恐惧的对抗性才能生存下去。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有这样一个时刻，即根植于我们心灵中的凶残本性几乎会使我们成为杀人凶手，只是由于我们心灵中伴随掺杂着某种程度的恐惧心理，而将人的凶残本性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罢了。也正是由于这种恐惧心理，才使得一个人在成为其他人戏弄逗乐的笑料时，倘若他尚未达到义愤填膺、怒火中烧的程度，那么就只能忍气吞声、冷眼静观。 
　　 
　　　　我们早已目睹到人的堕落，人的堕落的景象在我们的心头已经布满了恐怖的阴影。但是，现在还是让我们来看一眼人的存在的悲哀，当我们做到这一点后，我们同样也会感到毛骨悚然，然后我们再去回顾人的堕落。这样，我们将会发现，在人的堕落与悲哀之间总是保持着某种平衡。我们将会领悟到天地万物的永恒公正。因而，我们将会认识到世界本身存在着最终审判，并且，我们开始意识到，为什么世上生存的万事万物总要为其存在而遭受到某种惩罚，从生到死，莫不如此。所以你犯下多大的罪过，就会遭受多大的报应。出于同样的观点，我们还将看到，人类的绝大多数是无知无能的，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是如此的令我们作呕，以至于我们已经变得毫无愤慨之心。正如佛教徒所认为的那样，在这种永恒的“轮回”中，人的悲哀，人的堕落，还有人的愚蠢，它们之间完全保持着一种均衡，并且，它们是等量等值的。然而，基于某些特殊的动因，当我们将目光凝聚于它们其中的一种并仔细加以考察的话，那么它看起来好像超过了其他两种。其实，这只是一种幻觉，完全是由于它们不同的间距所造成的结果。 
　　 
　　　　天地之间的万物，莫不表明了这种永恒的“轮回”。进一步讲，人类社会更是如此。在人类社会中，从道德的观点看，充满着邪恶与卑鄙，从理智的观点看，无能与愚蠢的弥漫盛行已经达到了令人恐怖的程度。然而，在人类社会中也会间歇性地出现一种“轮回”，它总是会给人带来一种意外而新鲜的惊喜。例如，或是表现为诚实，或是表现为善良，甚至还会表现为高贵，进而也会表现为伟大的理智和极富天才的思想。它们不会立即消失殆尽，而是像一道曙光，划破万籁俱寂的漫漫长夜，直接照亮我们阴暗的心灵。我们必须把它们作为一种保证全盘接纳下来，即，正是这种永恒的“轮回”蕴涵着一种善的救赎的原则；这一原则有力量冲破阻碍，慰藉我们的心灵，并去解放整个世界。 

Nina Simone - Ain't from plat on Vimeo.